柴可夫斯基与东正教 

如果我没有信仰上帝，也没有遵行祂的旨意，我会怎么样？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是为数不多的享誉全球的俄罗斯作曲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品有：芭蕾舞剧《睡美人》和《天鹅湖》、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柴可夫斯基是在一个东正教家庭里长大的。目前保存在沃特金斯克P·I·柴可夫斯基庄园博物馆中为数不多的几件真品中，既有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柴可夫斯卡娅卧室里的圣母玛利亚圣像画，正是在这幅圣像画的庇佑下，柴可夫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生下了自己所有的孩子，另外还有一幅大的弗拉基米尔圣母像。

耶稣最喜爱的门生，并为其取名为“石头”（基督信仰建立在信仰之磐石上）的圣徒彼得是柴可夫斯基的守护圣者。“彼得”是一个家族名，这位作曲家的叔叔和祖父也叫彼得。

柴可夫斯基在十岁那年离家，远赴圣彼得堡学习，在寄给家里的信中，时常回忆以前他们如何在家斋戒、庆祝圣诞节，“父亲的命名日”等等。一个在这样的传统和环境中长大的男孩，当他亲眼看到那个世界上最好的、他最爱的人去世了，而上帝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时，或许，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上帝，万事皆允......他孩子般的纯真信仰由此动摇了很久，但幸运的是，不是一辈子。

1854年夏天，柴可夫斯基在母亲去世几周后用讽刺教会斯拉夫语的模式写给V·I·奥尔霍夫斯基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上帝态度的第一次转变。这封信被认为是区分柴可夫斯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个标志，要知道，青少年时期是身体、精神和心灵往往朝着坏方向发展的最危险时期。

柴可夫斯基不再谈论宗教话题，即便有所表达，那也只是讽刺的语气。在克利缅科的回忆录中援引了他的一些即兴诗，内容是关于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之行的，诗歌中充满了亵渎之意。关于圣地朝圣及其感受避而不谈，或者即便回忆起来也是在几十年之后，例如，他第一次到访奥普塔修院，是在1863年的夏天与一位朋友、诗人阿列克谢·阿普赫金（Alexei Apukhtin）一起去的。但是，只在柴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一年于写给M·I·柴可夫斯基的信中才回忆起这件事。三年后的1866年，还是同阿普赫金一起又前往了瓦拉姆修道院，这次修道院之行因其创作成果，即第一交响曲《冬日梦幻》而被世人所熟知。

在60年代，对禁食和祈祷的需求正在消耗殆尽。作曲家将斋戒视为一种异常现象。从表面上，不仅根本看不出柴可夫斯基童年时期宗教信仰的任何踪迹，相反，思想的钟摆开始反向摆动，并且一直到经历了婚姻失败所导致的精神震动之后才开始回归。1877年7月，来到圣彼得堡后，为了将自己的妻子介绍给父亲，柴可夫斯基在一个清晨来到圣伊萨大教堂，突然觉得自己想要祈祷。这不正是他祈求救赎自己吗，而他的创造性思维得以强势复活，难道这不正是上帝对他的恩赐吗？

人民的智慧认为：“上帝不会亲自救你，但他会派人相助。” 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他的救星就是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冯·梅克。梅克夫人不仅为柴可夫斯基提供资助金，使他得以不为生活所困，而且还是这位作曲家热情而真挚的朋友，对他生活内外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兴趣。柴可夫斯基是在给她的通信中阐述他当时的宗教观点的。这些观点虽然是矛盾的，但是这对于一个当时正在找回内心支持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他尊重信徒，热爱教会，但仍然满腹疑团，不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视为信徒。

柴可夫斯基在1877年写道：“在否认永生的同时，我又愤慨地排斥这种可怕的想法,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看到珍爱的人死去。尽管信念坚定，但我永远不会接受我如此深爱的、如此优秀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也永远无法告诉她，即便离别23年之后我仍然是那样的爱她…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整个人就是一个矛盾体[…] 确实，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音乐我早就发疯了。实际上，这是天堂送给游离在黑暗中的人类最好的礼物。音乐令人开悟、调和和镇定，它照亮心灵之路、调节和镇静情绪。但是它不是您勉强抓住的救命稻草，而是忠实的朋友、守护者和安慰者，哪怕只为了音乐，就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毕竟，天堂可能没有音乐。那就让我们继续生活在地球上吧，只要我们还活着。”

随后，对于信仰和上帝的思想回归立即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中：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写下了他的第一部精神著作《圣约翰˙兹拉托乌斯特日祷》，这部作品以古代圣咏的经典旋律为基础，同时还结合了他自己作为教友所听到的感受。让我们回想一下，柴可夫斯基还在法律学院的时候，曾在学校合唱团里担任一段时间的指挥，作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还曾为教会的唱诗班编写了一本简短的和声教材。

柴可夫斯基真诚地表达了他将礼拜视为艺术作品的想法，因此招致了很多严厉的责备，特别是莫斯科助理主教安布罗斯批评他将神圣的圣礼祈祷作为自己音乐灵感的素材。

在那之后，柴可夫斯基的下一部精神作品《晚祷》已经中规中矩。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仔细研究了俄罗斯东正教星期六晚上做礼拜的圣歌传统，但是这次是教会传统曲调的和声配乐。在这部作品中，柴可夫斯基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创造性的任务，那就是“使教会音乐摆脱过度的西欧化”，这种西欧化使他在编辑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的精神作品时感到非常痛心。《晚祷》于1882年问世。在这段时间之前，紧接着的memento mori之后，他在通往上帝的艰难道路上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柴可夫斯基一生都在惧怕死亡，但与此同时也在特别认真地研究死亡。而且，一如既往地，这个悲伤的事件在他的脑海中激起了关于死后是否会重逢、关于自己道路的尽头、以及长眠或是永生的想法。 1881年3月，柴可夫斯基失去了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比他年老同事和他作品的演奏者尼古拉·鲁宾斯坦（Nikolai Rubinstein），与这位热情演奏家的分离动摇了柴可夫斯基对来世的彻底怀疑。

 关于他的信仰是如何改变的，柴可夫斯基在3月16-28 号期间追思礼仪后的第二天，盛放鲁宾斯坦遗体的棺材被经由铁路运送到莫斯科)从巴黎写给娜杰日达·冯·梅克（Nadezhda von Meck）的一封信中都告诉了她：“我经常含泪向上帝祈祷（祂在哪里，祂是谁？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祂是存在的），我请祂赐予我平和与爱，我请祂原谅我并指引我，最重要的是，我幸福地对祂说：主啊，让妳的旨意实现，因为我知道祂的旨意是圣洁的。 […] 我要永远爱上帝：无论是上帝给我带来幸福，还是当考验来临。因为在某个地方，是的，一定有那个永恒幸福的王国，那是我们在这个尘世上所无法追求到的。当我们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当我们终于理解为什么上帝认为有必要让我们经历考验，那么这一时刻即将来临。我想相信有来世。”

在临近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无论是他对东正教、还是对于他自己本身的态度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受着灾难、悲剧性的误会、堕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哦，我真是个怪胎！”- 他为自己取的类似绰号之一。 在充满良知、友善、情绪化的柴可夫斯基的心中，对罪恶的忏悔和赎罪的需求在增长。所有这些促成了他精神上的飞速升华，成为他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主要变化。

 柴可夫斯基在1885年来到克林市近郊定居前不久，得知沙皇希望他为教会写点东西的愿望。于是，在1884年底，作曲家执行了这一命令。十个合唱曲中的前三个是《天使颂歌》，其余则以不同的祈祷文为基础。

从1885年到他生命尽头的这段时间，柴可夫斯基特别频繁地到访教堂。通常，在日记中，他会在日期旁边注明礼拜六和礼拜日，并且写上，他哪天在夜祷，哪天去参加过礼拜仪式。柴可夫斯基走遍了所有的克林教堂，其中有：梅达诺沃 “征兆”大教堂，圣三一大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以及当时作为公墓的克林现在的主要教堂《众哀伤者之欢乐》。他还经常前往克伦科沃村的一个教堂，而且经常带着一些礼物和供品，也许因为这是存放他所敬重的喀山上帝之母圣像的教堂。

作曲家总是恭顺地聆听着合唱，有时会加入唱诗班，而且他喜欢地方的甚至乡村的曲子：“只有在村庄的教堂中，才能安静地听到辅祭的声音，而不感到怨愤” 他写道。当他参加首都教堂里的礼拜时，有时唱圣歌像音乐会一样，这令他感到愤怒。毕竟，音乐会的表演与祷告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教堂不像玩弄音乐。柴可夫斯基明白并且非常了解这一点；他总是特别聚精会神地聆听教堂的歌声。

众所周知，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柴可夫斯基一生在克林区的慷慨善举至今仍被人们铭记。其中的事迹就包括他曾经在1885年7月参加灭火，之后，他又从梅达诺沃女地主诺维科娃那里租了一套住所，将灾民们收留在自己的房间；还有1886年1月与神父E·V·博戈柳布斯基一起在梅达诺沃开设了一所学校，当时是这个小镇上的第一所学校，博戈柳布斯基在这里任教。

柴可夫斯基一直在帮助青年学生：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利用他的威信和关系，并且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帮助过很多音乐家。在克林生活时期的一些信件中，有很多都是写给一些年轻作曲家的回信，他们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发给柴可夫斯基向其请教，还有发给不同人员的推荐函，以及写给出版人彼得·尤尔根森（Peter Yurgenson）的大量信中一再要求 “请给这个送信人一些钱，从我未来的酬金中扣除即可”。

他不但总是一味地回应许多陌生人的请求，而且对于在身边的人，其实有亲朋好友也可以帮助他们，但柴可夫斯基总是第一个向他们伸出援手。他有一个早就结识的曾跟他在音乐学院同学的朋友赫尔曼·拉罗什，这个朋友的抑郁、对世事的冷漠令柴可夫斯基焦急不安，于是柴可夫斯基将他带到了梅达诺沃，给他买了一盏灯（很可能就是至今客厅里椭圆形桌子上的那盏），每晚上让睡足了的拉罗什听写自己的文章，使拉罗什深信，即使在这种状态下，他对音乐的理解也要比一些健康、积极的俄罗斯音乐批评思想的代表更好，为此，他成为了一位成年人保姆，尽管他自己也很忙。那么这算什么呢？不是自愿对自己实行惩罚，履行爱人如己的诫命吗？

柴可夫斯基于1885年在梅达诺沃定居后，开始不断地阅读圣经，旧约和新约同时要读.

众所周知，柴可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自己的作品笔注上都是以：“愿主保佑”开头，并以对上帝的感激结束：“主，感谢你！今天，3月24日，我彻底完成了草稿！ （《第六交响曲》初稿）”；“感谢上帝！从1月19-31日，清晨6;30 开始，到3月3-15日，完成了歌剧的创作。（歌剧《黑桃皇后》初稿）”； 荣耀和感谢归于上帝！” （芭蕾舞剧《睡美人》初稿）等。日记中也有这样一个笔注：“我在祈祷后开始编制总谱”。这时候的柴可夫斯基，尽管也在其他领域尝试着探索世界观，但是，至少在创作的时候向上帝祷告已经成了柴可夫斯基最迫切的需求，就像福音中那句做（任何）事前的祈祷文一样：“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约翰福音15：5） 

最后，柴可夫斯基在濒临死亡之前还在创作一部绝笔之作，这个作品中融入了他一生的悲遇、怀疑、希望和豁然省悟、幸福、损失、心灵的震动、与悲伤和解等成分，它就是《第六交响曲》, 这是他的空前巨作，在其固有的简洁形式中嵌入了道之不尽的内容。对柴可夫斯基这部作品的阐释有很多种，但其中有一种说法与作者特别接近，并且与这部作品的主要思想也相吻合。这个人就是合唱指挥、都主教安东尼·苏罗日斯基（Anthony Surozhsky）的朋友、大司祭米哈伊尔·福尔图纳托（Mikhail Fortunato），他将《第六交响曲》称为这位作曲家的精神遗嘱，由一个相信基督神性和基督复活的人所写的遗嘱。事实上，不得不赞同米哈伊尔·福尔图纳托（Mikhail Fortunato）神父的观点，即：交响乐的主题源于东正教祈祷文《三圣赞》的音调节奏（在第一部分的引言中）以及基督复活短咏（第三部分进行曲主题）。

谁也无法知道，如果柴可夫斯基还能多活一段时间，也许，他的以福音书为基础的作品会出现在俄罗斯音乐中？ 但是，尽管没有这样的作品，柴可夫斯基的宗教作品也很少，他的所有音乐纯粹是世俗的，但是根据所表达的情感结构，他的音乐中充满着光芒与爱心。最后，这位作曲家在极度的痛苦中离开尘世，与世长辞，但“在临终的瞬间他的眼中闪着光芒，意识清晰，带着无法形容的表情与神色。”